三权分立和三权分离 东西文明制度分流的隐秘起点 当我们谈论现代国家制度，常常提到“行政、立法、司法”的三权分立。 但这只是近代以来国家机器内部的制度设计，却不是权力约束的起点。 在它之上，还有一个更古老、跨越国家机器的三权结构： 教权、财权、法权。 这三种权力，并不产生于政府之内，而是政府权力的边界线。 谁控制它们？谁被它们限制？这，才是决定一个文明轨道的根本。 一、真正的“上三权”：信仰、财富与律法 在前现代世界中，人类从未只有一个主宰。 神的名义：教权掌握意义、伦理与死亡后的秩序，决定“谁有权统治”； 金的通道：财权掌握资源的聚散、战争的燃料、国家的信用，决定“统治能持续多久”； 法的规制：法权规定惩罚与约束，是“如何统治”的技术边界。 而王权，只是其中的操作者、竞争者、协调者之一。 二、在西方：三权从未臣服，王权只能周旋 教权：从教宗加冕到宗教法庭，始终是一支独立的灵魂力量； 财权：城市商人、犹太银行家、意大利汇票家族，比王国活得久； 法权：普通法、教会法、商人法，在王国之外悄然运行，形成约束。 于是西方王权必须妥协，必须议会，必须议税，必须“合法征债”，才有了英国国王的预算危机、法国国王的借贷违约、哈布斯堡的选帝七侯。 在这种格局下，才诞生了近代的“国家机器内部三权分立”： 行政要守法、立法要看预算、司法要归宪法。 这些制度并非凭空设计，而是继承了更古老的“王不拥有一切”的文明设定。 三、在中国：王权就是信仰、财富和律法的合一体 信仰上，皇帝为“奉天承运”的天子，不需教会中介，自封神人合一； 财富上，土地、盐铁、铸币、发钞皆属国家，商人不过是税务协作者； 法律上，皇帝高于律令，诏狱、特赦、钦差，法律为治术而非限制。 于是，中国王权之外根本没有“教权、财权、法权”的外部对手，也就不需要与之议价。 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 没有牧师敢说“你不配为王”； 没有银行家能让国家“发债为生”； 没有法院敢对皇权说“不”。 四、这才是差别的起点 欧洲王国可以发债，因为财权不归王； 教皇可以放债，因为信仰可征服王国； 银行家能活过王朝，因为他们服务的不是王，而是财富本身； 法律游离于王权之外，才有“王在法下”的逻辑基础； 才能处罚国王、罢免教宗、废黜君主，才有选帝侯，才有共和城邦。 五、中国才会这样： 国家可以永不借债，只靠税收与摊派； 国家可以没有财务信用，因为民无产权； 国家可以用“奉旨印钞”而不是央行制度，因为钞票只是圣旨的延伸； 国家可以拒绝宪政，因为法律不是神圣契约，而是皇帝工具。 所谓“君主立宪”就是沙上立塔。 六、三权的分离，才会有现代的国家 真正的三权分立，并不是从《权利法案》或《联邦党人文集》开始的。 而是从教堂拒绝王权、银行不听军令、法官抗拒皇恩开始的。 西方文明是三权从不臣服的产物，现代国家只是他们妥协之后的产物。 中国文明是三权从未独立的产物，所有分权尝试都需自上而下批准。 这才是世界制度差异真正的分水岭。 不是选不选总统，而是能不能欠债； 不是有没有议会，而是有没有对神、对法、对财的敬畏。
